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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雍研究伤寒方法刍议
[  时间:2008-02-16 13:51:45 | 作者: | 来源:]

郭雍研究伤寒方法刍议
作者:张 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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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郭雍 《伤寒补亡论》 《伤寒论》
 
摘要:郭雍是研究伤寒的又一大家,其方法主要有:1、治学态度严谨客观。郭氏推崇仲景之作,然而并不盲从,认为仲景之书在流传过程中难免有传抄之误,对仲景某些言论及用方提出质疑,并为伤寒病证补充仲景著作所未备之治法或方剂。2、引录文献翔实可信。引录文献皆注明出处;对于引录文献的方式,均予以详尽说明;对于增补仲景之论的引用条文,有疑问处亦作校勘。3、广备众本校勘研究。郭雍所引与林亿校本差别较大,可证非以林亿校本为底本。此外,郭氏除将《伤寒论》与《脉经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多个传本进行对校外,还应掌握有多个《伤寒论》的版本。4、谨慎对待仲景之方。仲景之方多峻,用方宜谨慎;下法须反复详之方可用;峻烈之方可以他方代之。
 
   
    宋代,仲景著作得以广泛流行,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蔚然成风,掀起了研究《伤寒论》的高潮。郭雍是继北宋庞安时、初虞世、朱肱、韩祗和之后,研究伤寒的又一大家。郭雍(1091~1187年),字子和,号白云先生。其著作《伤寒补亡论》“悉以仲景本论为主”,对于仲景著作所未备者,“则取《千金》、《活人》及庞氏、常氏之说,合于仲景者补之”(见徐锦所作“凡例”),故对于仲景著作的文献研究以及学术思想的理解均有重要意义。本文着重探讨郭氏研究《伤寒论》的方法。
   
    治学态度严谨客观
   
    郭氏对仲景著作评价甚高,除引用“陶隐居称仲景之书为众方之祖”、“孙真人叹其特有神功”外,又于“张仲景华元化五问”中称仲景之法“要在阴阳六经之证……要之仲景规矩准绳明备,足为百世之师”,并称“欲从上圣之精微,为百世之模楷,非仲景而谁欤?”认为医者欲求治伤寒之法,必须认真研读仲景著作,故其著作“皆以仲景本论为主”。郭氏推崇仲景之作,然而并不盲从,多处指出仲景言论亦有可商榷之处或未完备者,且其书流传日久,难免有讹误之处。
   
    1、认为仲景之书在流传过程中难免有传抄之误。郭氏于《太阳经证治中》篇“伤寒不大便六七日”一条明确指出“仲景书安得无传写之误也” ,又于《可发汗》篇“病常自汗出”一条言:“本论(《伤寒论》)为后人笔削。”故他在研究仲景著作时参照了多个版本、传本及庞安时、常器之等各家观点,并广泛运用版本学和校勘学方法。
   
    2、对仲景某些言论及用方提出质疑。如:“少阴病,吐利,躁烦,四逆者,死。雍曰:此正仲景吴茱萸汤证,不当不治,仍灸太溪。”(见《少阴经证治》)认为仲景所言之“死”证“不当不治”,并提出治法方药。又有:“伤寒本自寒下,医复吐下之,寒格,更逆吐下;若食入口即吐,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主之。雍曰:窃疑此汤性寒,又干姜、黄连相反。若更呕吐者,当服当归四逆加茱萸生姜汤及吴茱萸汤。”(见《厥阴经证治》)此处,郭氏又对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大胆质疑,提出自己的观点,认为当用吴茱萸汤等方。
   
    3、为伤寒病证补充仲景著作所未备之治法或方剂。对于仲景有证无方的条文,郭氏或引用常器之、庞安时、孙思邈等言论,或提出自己看法,为伤寒病证补充治法或用方,总计242处。其中正文及伤寒例中增补134处,“诸可与不可”部分增补108处(与正文有重复)。例如:“病有发热恶寒者,发于阳也;无热恶寒者,发于阴也。发于阳者七日愈,发于阴者六日愈,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。庞氏曰:发于阳者,随证用汗药攻其表;发于阴者,用四逆辈温其内。”又有补充针灸之法者,如:“藏结无阳证,不往来寒热(一云寒而不热),其人反静,舌上胎滑者,不可攻也。常氏云:可刺关元穴。雍曰:宜灸。”文中又常间有郭雍对病证的分析及方剂的辨别,这些补充,是对仲景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完善,为后世治疗伤寒提供了更多依据、思路和方法。
   
    相对于后世一些盲目推崇仲景、对于伤寒条文一字不敢易者,郭氏的态度无疑是科学、客观的。
   
    引录文献翔实可信
   
    1、引录文献皆注明出处。郭氏在引录条文时,均注明出处,如“仲景曰”、“叔和曰”、“《金匮要略》曰”、“《素问》曰”、“《灵枢》曰”等,对于自己的观点则称“雍言”,诸条目皆清楚、规范。
   
    2、对于引录文献的方式,均予以详尽说明。如在撰录“平脉”、“辨脉”部分时,于篇首首先明言:“世以仲景之法止此二篇,垂百世之师范,虽王叔和撰次,一字不必妄易,仍旧次录之,其问答皆仲景本文也。”在录六经病证时,又于《太阳经证治》篇首先述:“自此以下皆仲景本论,更不设问,恐滋繁言,第曰‘仲景曰’,继则‘又曰’而已……其次并依仲景本论先后,不复易云。”说明引用过程中文字及顺序皆依其底本,未作改动。
   
    3、对于增补仲景之论的引用条文,有疑问处亦作校勘。如:“少阴病,得之一二日,口中和,其背恶寒者,当灸之,附子汤主之。常氏云:当灸膈俞、关元穴,背俞第三行。雍曰:此有漏字,当是灸膈俞及关元穴也,膈俞是背俞第二行穴。”(见《少阳经证治》)此处郭氏对所引常器之言论作了理校。
   
   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,郭氏整理文献相当严谨,故所引录内容可作为可信的研究依据。
   
    广备众本校勘研究
   
    郭雍《伤寒补亡论》中引录的《伤寒论》文字与宋臣林亿等人校正本(下简称亿本)差别较大,可证非以林亿校本为底本。[1]此外,郭氏除将《伤寒论》与《脉经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多个传本进行对校外,从《伤寒补亡论》中的校勘内容及校本称谓推测,应掌握有多个《伤寒论》的版本。
   
    1、官本。 “官本”一词于文中出现两次。
   
    “病发于阳而反下之,热入,因作结胸。病发于阴而反下之(官本及《脉经》汗之皆作下之),因作痞。脉浮而紧,而复下之,紧反入里,则作痞。”(见《太阳经证治》)“病发于阳,而反下之(一作汗之,官本及《脉经》皆作下之),热入因作结胸;病发于阴,而反下之,因作痞。”(见《不可下》)
   
    这两条为重出条文,实为一条。详林亿等校订本《伤寒论》确作“下之”,此处“官本”可能即指林亿等的校订本。
   
    2、校正者。 “校正者”、“校正曰”、“校正云”之语共出现三次。
   
    其一:“伤寒脉浮滑,此表有热、里有寒,白虎汤主之。雍曰:此一证,传写之误。校正者谓:热结在里,表里俱热,此即仲景吐下后欲饮水数升、白虎加人参汤之证。又非此也。仲景别条云:‘伤寒脉浮,发热,无汗,其表不解,不可与白虎。’表不解者,尚不可服,况里有寒者乎?详此证,当作‘伤寒脉浮滑,此表里有热,白虎汤主之。’是亦仲景之言,故仲景厥阴论中脉滑而厥亦为里有热,亦用白虎也。” (见《太阳经证治下》)
   
    附:亿本作:“臣亿等谨按。前篇云,热结在里,表里俱热者,白虎汤主之;又云,其表不解,不可与白虎汤;此云,脉浮滑,表有热,里有寒者,必表里字差矣。又阳明一证云,脉浮迟,表热里寒,四逆汤主之。又少阴一证云,里寒外热,通脉四逆汤主之。以此表里自差明矣。”雍本及亿本均对“表有热、里有寒”提出质疑,认为此处文字有误,然雍本所谓“校正者谓”与亿本中“臣亿等谨按”意义有差别,难以确认“校正者”是否即指林亿等。
   
    其二:“太阴为病,脉弱,其人续自便利,设当行大黄芍药者,宜减之,以其人胃气弱,易动故也。校正云:下利者先煎芍药二沸。”(见《太阴经证治》)此处大字“校正云”的内容与亿本中小字注文大致相同,然有异文,雍本作先煎芍药“二沸”,亿本作“三沸”。
   
    其三:“若重发汗,复加烧针者,与四逆汤。雍曰:此证首尾都无四逆证,恐是字误。今详重发汗、复加烧针,恐是火劫亡阳惊狂者,则当与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。若止是火逆,因烧针烦躁,则当与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,亦救逆也。故恐四逆本是救逆汤字。校正曰:误书入四逆一方也。”(见《汗后》)此处郭氏引“校正曰”的内容,亿本中未见。
   
    3、小字校文中多次出现“一本作”、“一本云”,其中两处与“官本”并列出现;又有多处小字校文与亿本之正文、校文皆不同,说明除“官本”外,郭氏还掌握有其他版本。
   
    4、林亿等校书时亦掌握有多个版本,而亿本中多处校文雍本未见,说明林亿等与郭氏所掌握之校本不同。
   
    由此可见,郭氏十分重视版本,掌握了多个《伤寒论》的传本及版本,在研究伤寒过程中广泛运用版本学及校勘学方法。
   
    谨慎对待仲景之方
   
    郭雍对于《伤寒论》的处方亦有自己的见解,《伤寒补亡论》中有10处反复强调,指出仲景之方必须谨慎对待,务必以稳妥为要。
   
    1、仲景之方多峻,用方宜谨慎。郭氏于《治法大要九问》中有言:“常人才学明识不逮仲景,则有误在其中,安敢尽用其药?遇桂枝证则必思桂枝之轻者而用之,遇麻黄证则必思麻黄之轻者而用之。盖虑脉证有误,须预为之防,得不失仲景大意可也。如因仲景之言,必尽用仲景之剂,不自量力,周思断然无疑,所谓‘愚者动作果而速也’,鲜不失矣。至如青龙、承气、十枣、陷胸等汤,学浅者尤宜绝口。”
   
    2、下法须反复详之方可用。如言:“通津液用柴胡桂枝汤尤稳。如不得已,至用承气汤。”(见《阳明经证治》)于《太阴经证治中》言:“更当详证而后可下……未可遽下。”《少阴经证治》中云:“更宜详余证,可下则下之”,“更当细详其余证,方敢用(下法)。”《厥阴经证治》云:“更宜详下证中,下证全,则可下。”反复强调下法须详细辨证,待下证确备乃可下之,尽管如此,承气汤亦是“不得已”之时方可用之。
   
    3、峻烈之方可以他方代之。如《太阳经证治》中,于“十枣汤病证”下言:“十枣汤太峻,后人未易用,当以槟榔汤代之。”《可发汗》篇,又对大青龙汤论述如下:“然大青龙发汗过于麻黄汤远甚,如中风见寒脉,汗不出者,尚可用,设或中风见寒脉,自汗出者,安敢更用青龙汤发表?……雍又妄意:大青龙三证皆可代用(笔者按:指桂枝麻黄各半汤,认为其与大青龙其源相似,但恐病重药轻)。惟无汗者微加麻黄,有汗者微减麻黄,用之则尤善。虽曰药轻,其实对证,又无误用之失,不犹愈乎?” 主张以桂枝麻黄各半汤稍事加减以取代峻烈之大青龙汤。《可下》篇中主张“凡用大承气,亦宜消息用调胃承气汤代之” 。可见,郭氏的用方态度极其谨慎,甚至未免有太过小心之嫌。不过,此亦为其性格谨慎的一个证据,与其引用文献的态度是相合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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