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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对于火神派的认识
[  时间:2008-02-16 08:32:21 | 作者: | 来源:]
火神派是近日中医界掀起的一股新学说,其理论强调「阳主阴从、以火立极」,临床上长期及大量地使用温热性药物,尤其是对附子的应用,更是推崇备至。本文先透过简要分析火神派的学术思想要点,以展示笔者对火神派的初浅认识,继而进一步探讨当中的问题,以及其与传统中医理论的关系。

而火神派出现之历史背景,亦或多或少与其理论的确立有所关连。本文第二部份将尝试探讨火神派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背景,以及其它独有的因素。若能对火神派历史背景及渊源有所了解,我们将能更公正及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。

本文的第三部份,则希望提出火神派学说中,一些值得商榷之处,好让我们能对火神派以至传统中医,有一个更清晰及深刻的认识。笔者认为,火神派与其它学派一样,难免有其片面不足之处。就其「阴阳理论」、「阴火理论」、「附子用量」、「标本关系」、「对郑钦安原著的理解」以及「对《伤寒论》的理解」等几个方面,笔者将尝试提出一些疑问,藉此抛砖引玉,好让笔者能与各中医药的爱好者们共同学习及讨论。

前言

自《思考中医》一书所引起的火神热潮,在民间中医及网上的中医界朋友中闹得火热。其重视经典的理念、对今日中医界的批判,以及其背后的医学理论及所叙述的巨大疗效,再也不是正规中医教育界能继续充耳不闻、闭门造车地无视下去的。因此,笔者以下将尝试阐述有关内容,并以《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》为题,以期更深入地探讨当中的问题。虽碍于水平所限,或未能有所灼见,但也至少是作为中医院校学生,正视民间及网上中医们纳喊的一步。

1.火神派简介
严格来说,火神派只是近几年来在民间及网上才受到关注的一个派别,并没有一个很清晰及严格的定义,大概由《思考中医》一书面世后,始受人们所重视。这个派别强调「阳主阴从」,强调治病多用、常用、大剂量地使用姜、桂、附,并以宗仲景学说为宗,崇尚使用经方。

被誉为火神派开山祖师的,是四川的郑钦安,清朝道光至宣统年间人。其著作《医理真传》及《医法圆通》亦成为了火神派最重要的代表学术著作。而「火神派」此一名词何时出现,实难考究。大概由于郑钦安弟子卢铸之善用大剂姜附而取效,故人们为他加上了一个「火神」的称号。然而细查郑钦安著作,并无发现「火神」一词。而在其弟子唐步祺替他作阐述的著作上,亦只有「人皆云郑钦安姜附先生」数字。

近日,郑钦安的弟子卢铸之的后人卢崇汉,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扶阳讲记》的书,在坊间掀起了购买及讨论的热潮。而正由于火神派喜用温热药这个特色相当鲜明,因此凡是因使用姜附而闻名的医家,都会被主流意见归纳为火神派之一员,如祝味菊、吴佩衡、徐小圃及范中林等。而现代中医山西的李可及北京的民间中医王正龙,亦因为重用附子而闻名,故亦被视为火神中人。

正如其它各家学派一样,火神派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流派识别标准。我们只能够从有关医者的著作中,去探求当中的一些学术思想及临床用药特色。当然,在这当中众多医者间,这些学术理念并不见得会是完全一致。因此,也只能够抽取当中较为主要以及一致的观点,作为对火神派分析及评价的基础。经笔者分析后,火神派主要的学术观点大致可有以下几项︰

1.1「阳」主阴从,人身以火立极
《扶阳讲记》一书中有言︰「《周易》明确地谈到︰“大哉干元,万物资始,乃统天”……强调了“阳”在万物生命活动中应该居主导地位。」另《思考中医》亦提到︰「阴阳之间阳为主导」、「四季是由太阳视运动所决定的」。《伤寒质难》中说︰「夫一切机能,皆属阳气,损在形质,始曰阴虚…..良工治病,不患津之伤,而患阳之亡。所以然者,阳能生阴也……所谓阳者,动力是也…..物质之变化,此皆阳之力也……人体物质,肇基于细胞,而细胞之所以能活跃为用者,赖有阳也……一切生物,失其阳气,即成死体。」

火神派强调着重经典,故其经典的依据来自《素问‧生气通天论》中的一段︰「顺之则阳气固……阳气者,若天与日,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……阳气者,精则养神,柔则养筋…..凡阴阳之要,阳密乃固…..」。由于这一篇论述「阳气」的内容比起论述「阴」的为多,固此就成为了「重阳轻阴」的一大依据。另祝味菊更引仲景《伤寒论》曰︰「死,有阴无阳故也。」去引证其重阳之学说。

总括而言,火神的中心思想认为「生命就是活动,正气就是阳气。以正气为本故则应重阳,因阳气是人身活动之主,而阴精血液等不过是受阳气所支配及控制。没有阳气即没有生命之力,即如死人。」

1.2 独重肾阳,而轻肾阴
在郑钦安《医理真传》中,卷一首言「乾坤大旨」,强调心肾之阴阳于人身之重要性︰「天一生水,在人身为肾,一点真阳,含于二阴之中,居于至阴之地,乃人立命之根,真种子也。」自此以后,火神派的传人都把这居于肾中之阳视为最重要的一点,用药方面也是要时刻顾护这生命之源。

如果说重「阳」的学说,也就必定会考虑到明末清初的温补学派。单以重阳而言,张景岳的《类经附翼‧大宝论》也有这样的论述︰「天之大宝,只此一丸红日;人之大宝,只此一息真阳……人是小乾坤,得阳则生,失阳则死。」赵献可《医贯》也有「百骸具备,若无一点先天火气,尽属死灰……火乃人身之至宝……火不可水灭,药不可寒攻。」其它如薛立斋、孙一奎等,他们的「命门学说」及「医易坎离」,也可以说和火神派那「重视命门火种」的理论大同小异。

然而,比起温补学派,火神学派还是有其不同之处。郑钦安《医法圆通》指出︰「阳虚一切病症忌滋阴也,凡阳虚之人,多属气衰血盛,无论发何疾病,多缘阴邪为殃,切不可再滋其阴。若更滋其阴,则阴愈盛而刚愈消,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,不可不知。」郑氏更曾批评景岳曰︰「试问既曰命门无火,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,何得用地、枣以滋阴,丹皮以泻火乎?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,而未明阴阳之道也。在景岳以为,善补阳者,于阴中求阳,故用一派养阴之药,杂一二味补火之品于中,而谓阴中求阳,至极无二之法,独不思仲景为立法之祖,于纯阴无阳之证,只用姜、附、草三味,即能起死回生,并不杂一养阴之品,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?」

可见,郑氏对于肾阴肾阳二者之别,有一个比较明确及清晰之分界。他认为对于纯阳虚者,当用纯阳之药,而不得挟杂一丝阴柔,因此当用辛热,而不应用甘温。而其后的火神派传人,更加把郑氏此「阴阳当分清论」,变成了「有阳无阴论」,甚至有卢崇汉「天下没有阴虚」以及李可「从未见过一例纯阴虚患者」等等类似的言论在流传着。

1.3 多用、常用、大剂量的地用「温热性药物」。
根据《扶阳讲记》中述,卢崇汉使用温热药的习惯为︰全年的99.7%的处方都用了姜;使用桂枝、肉桂或官桂,占整个全年处方的98.8%;而制附片这样药,占了全年处方的96.8%;各类姜用量,每一剂药在30克到200克之间;桂类的用量,每一剂药在15克到30克之间;制附片的用量,最轻的是60克,最重的是一剂250克。另如在《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》中,范氏使用的附子量普遍由30克到120克之间,除此以外有一次15克,两次20克,有三次达到了250克,更有一次是用了一剂500克的附子。而在《吴佩衡医案》中,大部份是用了15克到160克的附子量,亦有一次曾用上一剂400克的附子。至于祝味菊,虽然同是以使用附子而闻名,然根据其零碎医案纪录,其使用的附子量普遍在15克以下,最大的则只用上40克。

在火神派中,附子被视为「圣药」。如郑钦安《医理真传》中说︰「古云“热不过附子”,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。凡人一身,全赖一团真火,真火欲绝,故病见纯阴。仲景深通造化之微,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,用之以为君。」而《扶阳讲记》提到︰「附子温通阳,暖命门,温坎水,破阴凝。附子可以说是扶阳第一要药,因而对于附子的运用,尤为卢氏一门所推崇。」正如前所言,火神学派对「陷于二阴中」的「命门真阳」,是相当重视的。而附子正是大补这命门真火的要药。因此,使用附子药量的多与少,很多时候变成了判定是否火神派或火神学水平高低的依据。像山西善治急重症的老中医李可,亦因为其使用附子的量很重,而被人们看成是火神派中人。

1.4 尊崇仲景经方,重视经典
被誉为是火神派宗师的郑钦安,毕生致力推崇仲景学说,其著作《伤寒恒论》亦是一部以研究《伤寒论》为主的重要著作。祝味菊的《伤寒质难》,虽然受西学东渐影响,以致中西医理混乱错杂,但仍是以仲景《伤寒论》作为讨论中心的著作。至于刘力红的《思考中医》,本身就是一本伤寒论导论。可见,火神派确实对仲景学说有一定的景仰。何况仲景是历来用附子最显赫的医家,因此,火神派对经方尤为推崇这一点,也是可理解的。除此之外,刘力红作为中医教育工作者,对今日中医不重视经典的风气相当忧心,希望发扬传统中医,鼓励大家学习经典。因此,火神派或多或少也就在中医界中建立了尊经复古、重视经典的形象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,之所以火神派会尊崇仲景,某种程度上亦与时代的背影及中医学术争论有关,以下将就这点加以论述。

2.火神派出现之时代背景

2.1 不断重复的历史
正如前段所述,我们先要理解「为甚么会出现火神学派?」只有理解火神派出现的历史背景因素,我们才能对火神派的学术观点作出更公正的评价。

中医的医学史上相继不断出现各种不同流派,是百家争鸣的良好现象。(有别于西医的统一规范模式,中医的自身体系中就「必定」包含了相对主观的学术分歧,是自然科学、人民精神体现的一个重要元素。) 然而,一些「大相径庭」甚至是「完全矛盾相反」的中医概念,却往往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在相连的朝代及时期中,如宋代《局方》偏温燥的风气,导致了金元河间、子和的寒凉攻邪之势,更进一步造就了丹溪的滋阴学派。而这股偏「阴寒」的学术思想,又直接促成在明末清初时,温补学派的确立与盛行。而到了清末,由于温病学派的流行,加上西学东渐,西方医学中「消毒杀菌」的概念被大量强加诸中医身上。因此,阴寒清热之风气在中医界再度盛行起来,甚至延续到了今天。从这些历史之中不难发现,所谓学术派别的产生,其实大都是一种「以偏纠偏」的手段。寒的用得多,用得太过,则导致用温的会被忽略,甚至改变病人体质,直接使「用温」的医法抬头及风行起来,予以纠正。反之亦然。故此,「火神派」渐起,某程度上其实是代表了今日那「寒凉的风」吹得太过。

郑钦安身处清末年间,其时乃温病学说最为盛行之时期。同时,也是西学东渐,细菌学说东来刚始之时。社会上惯用寒凉甚至过用寒凉之情况屡见不鲜。而温病学派的盛行,其实正暗示着︰「对《伤寒论》治疗急性热病的能力予以否定」。因此,一些仲景学说的支持者(即所谓经方派),对于叶吴之学说,以及时医滥用、过用寒凉的时风,尤加痛恨。为了推倒叶吴之温病学说,经方派不得不强调温热药的重要性,尤其是对于辛温与辛凉解表的斗争,更是加倍的重视。而火神派(温补学派亦然)的用药,亦正好与经方派的主张不谋而合。而这个互惠互利的关系,也就慢慢搂成了在一起,渐渐变得再也不能割裂开来。可见,火神派之所以重视仲景学说,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在内。

2.2 火神派近年兴起的主要因素
每个派别的出现总有其独有的必然因素。而大剂量长期地使用温热药的火神派,能够于中医教育规范化及高等教育化多年后的现在,仍能找到其立足之处,自然是有其必然之原因。简单而言,今日中医界的高等教育一直为人所诟病,尤其是由高等院校教育出来的「西化中医」。由鲁迅的「有意或无意的骗子」、九零年的「**上书」、「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培养过一名真正的中医」,到近日「自民国以来第二次废止中医事件」,无不令人替中医「华其外、悴其内」的现状感到担忧。

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关于中医现状的调查,截至2002年底,全国的行政县中,只有66%的县有中医院。而中国拥有卫生机构85705个中,只有3801是中医的。到2006年,中医医疗机构已下降至3009家。而且,中医就诊人数亦急剧减少。据2001年国家中医药局组织的《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》显示,全国大约只有1/3的病人使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,当中只有大约1/5的病人使用纯中医治疗。根据1994年中国卫生部推出的《医疗机构基本标准(试行)》规定,中医医院的门诊中医药治疗率不应低于85%,而病房中医药治疗率则最少应有70%。但在2000至2003年的中医院住院病人中,中医治疗病案数,分别只有28%、25%、20%和18%。可见,传统中医并非如表面所见般兴旺起来,反之却是到了一个存亡攸关的境地。

这个中医现状激起了很多热爱中医的人的反响,有很多希望发扬传统纯中医的学者,一直都在寻找挽救中医的方法。对于叶吴学派清轻寒凉,副作用少的风格,渐渐地被认为是阻碍中医发展的历史枷锁。为了能令中医受到应有的重视及尊重,一些疗效显著或理论独特的医家,纷纷被捧出来成为中医的领头人,来与西医争一日之长短。火神派,正正就是其中之一。当然,正如《扶阳讲记》中所言,「先天不足」、「嗜食生冷寒凉」、「误用苦寒药」、「滥用抗生素」、「工作繁劳」、「心性因素」等现代社会独有的致病环境,亦是构成了大剂量温热药能被接受的部份因素。以上这些客观条件,其实都有助火神派学说在中医界里流行及传播。

3.火神理论小议
虽然火神派确实有其出现及发展的背景因素,而且其理论及用药又确有特色,加上有大量临床成功的病例验案,这些种种更难得地唤起了很多中医同道们对「真正」、「传统」中医的追求。然而,在这一股「火神潮流」蔓延的同时,似乎又像过往的中医发展史一样,很多人都不愿深究,只是在附和追遂潮流。我们不难看到,火神派种种理论观点中,其实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讨论和反思的。以下,笔者尝试就当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。

3.1 「火神」并非郑钦安原意
今日火神派的论调,其实并非与郑钦安之学术观点完全一致。正如卢崇汉于《扶阳讲记》中说︰「郑氏虽然号称“姜附”先生,但仍然会常常用到寒凉。而真正将钦安学派发展成纯粹的扶阳学派,是郑氏的一个重要弟子卢铸之先生。」诚然,郑钦安确实比较着重温热药的使用,但这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为了针对当时时医滥用寒凉之流弊。虽然从郑氏著作中,也可看到强调阳气之论点,如《医理真传》中︰「人身所恃以立命者,其惟此阳气乎。阳气无伤,百病自然不作。」《医法圆通》云︰「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,惟赖此先天—点真气耳。真气在一日,人即活一日,真气立刻亡,人亦立刻亡。」、「有阳则生,无阳则死。」、「人活一口气,气即阳也,火也,人非此火不生。」但如果更细看其著作,就会知道这并非郑氏学说之全部。

稍为概括地看一下目录,就知当郑氏提出阳气、阳虚之概念时,每每立即加上相对之阴精、阴虚的论述,如言干卦后必言坤卦,「辨认一切阳虚证法」之后便写「辨认一切阴虚证法」,「阳虚症门问答」之后就是「阴虚症门问答」。在阴虚证治方面,郑氏亦强调如何运用如白虎汤、承气汤、葛根芩连汤、黄连阿胶汤等寒凉方剂。可见,「火神」二字绝不能真正涵盖郑氏学说之全部。

更重要的,是「火神」这追加的称号,把郑氏学说更重要更精华的部份,大大地幼稚化和简单化了。在郑氏《医理真传》原序云︰「医学一途,不难于识症,而难于识阴阳。」《郑法圆通》序中︰「偶悟得天地一阴阳耳,分之为亿万阴阳,合之为一阴阳。」郑氏对于阴阳的核心思想是「(水火)虽是两物,却是一团,有分之不可分,合之不胜合者也。」、「水、火互为其根,合而为一,不可分为二也。」郑氏认为,人身水火阴阳二者本为一,可分,亦不可分。比之简单地把人身阴阳一分为二,郑氏更重视如何看透二者合而为一之关系。这个「二即是一,三即是一,全即是一」的概念,绝非单单「火神」二字或强调使用温热药可以相提并论。除此之外,我们还可以看到,郑氏书中不只一次提到「六经气化」的重要性。如果深入了解六经气化的内容,也就很容易明白六经气化之中,本就已包含了五行,包含了水火。如其中在《医理真传‧阴虚症门问答》中说到︰「不知(仲景)立法之祖,定六经早已判乾坤之界限,明六气业已括万病之攸归。六气即是六经之体……须知仲景伤寒之六经,并非专为伤寒说法。」可见,郑氏相当重视《伤寒论》那高度概括及全面综合的理念,强调需要明了五行六气之全,绝不可能只是单单着重「以热治寒」这种片面的观点。在《医法圆通》中,郑氏一句「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……若扶其阳,则则阳愈旺而阴愈消,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,不可不知。」已经完全告诉了我们,温热药如附姜桂者,绝非如今日火神派的理念般,可以万试万灵。

3.2 火神派错解阴阳
《素问》中不只一次提到︰「阴阳者,数之可十,推之可百,数之可千,推之可万。」可见阴阳的概念是相当广阔与多样性的,更是抽象且形而上的。然而,火神派与所谓寒凉滋阴派所争论的过程中,却往往忽略了阴阳的广阔含义形而上含义,只是在狭窄地讨论寒药热药之用,把「阴与阳」的概念错误地缩窄至只谈「寒与热」。这种状况,正如笔者另文《对伤寒论的误解》中所言,把「三阴三阳」的定位困在「手足六经」这个形而下的框框之中一样,当下火神派那所谓对「阴阳」的理解,其实亦只限于「寒热」而已。

譬如说,刘力红的《思考中医》中,以十二消息卦表示阳气的宣发、运行及储藏是相当重要的,对于阴爻为多的卦解,每每都言这就是「阳气」的储藏状态,指出「精不是阴」、「“精”实际上指的是阳气的蓄积状态」。然而,刘博士却在几页之前(《思考中医》第80页),才刚指出了「阳的收藏状态为阴」这一观点。那又为何要独言「阳」的重要,而完全不言「阴」的重要?在火神派的眼中,所谓的「阴」只是狭义地指「阴津」、「阴液」,却完全忽视了「阳的储积即为阴」这个理念。「阳气的收藏过程」,其实正正就是一种「阴的体现」(这种阴虽不一定与「滋阴法」中的「阴」相同,但亦有相当程度的关系。) 生长(木火)属阳,收藏(金水)属阴,这是一个千载不易,却又很显白的道理。也就因此,阴阳是平等且相辅相成、合而为一的。

正如郑钦安所重视的「肾中之阳」「坎中之火」,其实正正就属于「阴」,肾属水,居人身之下焦,主藏,这些特点其实正正就是「阴」。为甚么火神学派要独举一个「阳」字而把「阴」字贬得如斯卑微?随后更偷换概念、移花接木地把「温」当成是「阳」的全部,把「温热药」的应用无限地扩张?在《思考中医》中,明明提过阴阳的统一关系较对立关系为重要,但之后却又明显地把「阴阳」对立了起来。「精能化气,气能生精」,这是中医阴阳理论的一个核心,亦是笔者前文中解释郑钦安学说当中的一个重点。可是,这一个「阴阳互化」的理念,却无法在火神派的阴阳观中所能够体现出来。

我们也可以看看《灵枢‧本神第八》是怎样说的︰「五脏主藏精者也,不可伤,伤则失守而阴虚,阴虚则无气,无气则死矣。」如果用上火神派的唯阳理论观点,实在是无法好好解释,甚至是互相所背道而驰的。如果火神派认为阳气之「收藏」对于生命而言是重要的,那也就是说,其实是在指出「阴」对于生命来说是重要的。正如人体中,「肃降」、「滋养」、「消谷」、「化血」、「排泄」这些种种「阴」的存在,较之「宣发」、「运行」、「化气」、「输布」、「上升」等等「阳」之存在,是具有同样重要及平等的价值。再来看看《素问‧阴阳离合论》言︰「阳予之正,阴为之主。」,难道我们又可以单凭这句说「阴就是主要的吗?」不,我们应该明白当中所言,是阴阳的统一和合,相辅相成的结果。而《素问‧阴阳应象大论》言︰「阴在内,阳之守也;阳在外,阴之使也。」如果用上狭义片面的阴阳定义,我们会理解成︰「阳是负责守护阴的,而阴则是负责使唤阳的」。这就显出火神派那「阳主阴从」的概念,至少并不是如他们所言般,来源于经典,符合于经旨的。但是,我们其实更应明白,内经中的阴阳,其实往往不是单指一种「物」或一种「实体」,而是在阐示出阴阳二者于状态及概念上的不同,以及统一合作、相辅相成的重要性。在《内经》中经常出现的阴阳对偶排列句式,其实正正是为了说明了万事万物中,阴阳之同等价值与意义,缺一不可。

而在《生气通天论》中一些论述「阳气」的内容,火神派经常借此作为「常用温热药的免死金牌」。可是,此篇经文正如其题目所言,主要是言「天」的,而人体与天交通的正气,也就被称为「阳气」,并不是如我们平日简单所想般,以为「热的气就是阳气」。而且,在此篇经文中,「阳」与「阳气」是有所分别的。「阳」所指的是哲学性的抽象思维,而「阳气」的,正如前所言,则只是用以借代「人身」通「天」之正气的重要,当中是完全没有要贬低阴的价值这意思。所以当在《生气通天论》的最后一段时,正正是平等地对待了「阴」与「阳」,指出「两者不和,若春无秋,若冬无夏……阴平阳秘,精神乃治,阴阳离决,精气乃绝。」而不会有「阳气比阴精重要」诸如此类的描述。如果此篇文章旨在要突出「阳」的重要,是不会在开首即言「自古通天者生之本,本于阴阳」以及在结尾再次点出「阴平阳秘,精神乃治」。其实,就正正说明了万事万物中,阴阳之同等价值与意义,缺一不可。

此外,火神派的阴阳观也经常牵涉到《易经》,尤其是孔子《系辞传》中的「天尊地卑」,更被经常引用为「阳主阴从」的依据。然而,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《易经系传别讲》,是如何理解「天尊地卑」这一个概念︰「就中国文字来看,如果认为天高高在上是很尊贵的,地在下,便很卑贱,这种看法又是胡说,该打三百大板…天在上面…无量无边的虚空…永远很高远,很尊贵的…地很卑近,卑者近也…人离不开土地,这个地球、土地对我们很卑近。」可以看到,南先生绝不认为天较之于地对人们来说更为重要。《系辞》的这一章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到的︰「干知大始,坤作成物。」从这里我们就应知道,就算有阳为我们作开「始」,也得必须有阴才可「成」事,缺一不可。

《周易‧系辞传》亦言︰「形而上者为之道,形而下者为之器。」阴阳,本就是具有广阔哲学含义的形而上概念,能涵盖的是广阔而无限的事物,并用以探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。而火神派却经常选择性地引经据典,藉以指出其独有的阴阳理论以及「阳主阴从」的观点,希望把「常用温热药」这行为合理化。他们把原来无限广阔及灵活的阴阳概念,狭窄地只当成是「阳气」以及「阴津」这形而下的物体,大大失去了「阴阳学说」那形而上的广阔哲学含义。同时,对于药物的运用,火神派也单纯地以为「寒」与「温」就是阴阳的全部,完全无视了药物「表里」、「补泻」以及「升降」等等多种对立统一的关系,大大限制了使用药物时的多元考虑因素,使药物的使用变得线性以及片面。我们要知道,「阴与阳」是相对的,是灵活的,是包含万象万物的,就如郑钦安的所言,为医者最重要是「识阴阳」,而不是独识纯阳。郑氏在《医理真传‧阴虚症门问答》中,用上了干姜甘草汤和当归补血汤,正正就是其对阴阳理论认识的体现。可惜的是,卢崇汉却让把这说成是阳虚门的治方,又正好看出其对阴阳概念的狭隘之处。这种阴阳理论的狭窄化,对中医学的发展及应用来说,委实并非一件好事。

3.3 火神派附子用量探讨
对于《伤寒论》中药量的度量衡问题,一直众说纷纭。根据不同的考证结果,对于《伤寒论》中附子的用量也是说法不一。但当中最大的考证结果,是柯雪帆教授根据1981年考古发现所作出的「一両等于今日的15.625克」。而根据何绍奇于《关于仲景方用药剂量的问题》一文中,估计附子一枚及石膏如鸡子大的用量,分别是20克及50克左右,而杏仁七十枚则为27.5克。至于百合病诸方,就用了百合七枚;而炙甘草汤,则用大枣三十枚;桃核承气汤、大黄牡丹汤桃仁俱用至五十枚这个数量;扺当汤则用水蛭三十个。从这些数字当中可以看出,仲景原方的药量,显然与今日中医教科书中的「一两等于现今一钱,即3克」这说法,有着巨大的差异。因此,何氏总结说︰「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:仲景药量比今天重。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。」

事实上,就以上的例证看来,对于附子的用量,我们确实有需要重新思考教科书及药典上的指示,认真的去了解及分析其是否合理,才不致令中医陷入「不能治急重症」和「只是调理身体,治疗小病的医术」的窘境中。而且,当考虑到卢崇汉、李可、吴佩衡等使用这么大量附子,却无副作用的验案,我们更不能忽视重用附子所能带来的巨大潜在疗效。

然而,重视使用大量附子不等于火神派卢崇汉所谓「最少的用量是60克」或「九成药方都要用上附子」。譬如说,仲景所有有附子的方中,最常用的是一枚,就算根据最大的考证结果,亦只是15.625克,而且仲景书服药法大都取「分温三服」的习惯。而仲景281方之中,笔者粗略点算,只有34方是用上了附子,占所有经方的12%。当然,每方的使用频率或有多寡之分别,但正因如此,我们更不应划一地把附子的用量定为60克以上,无视了应根据不同情况,作灵活加减取舍的原则。更何况,附子因产地、收采时期、炮制、配伍的不同,其药效及毒性都有很大的差异。如果对这些因素全不理会,便会出现药材的浪费甚至是巨大的潜在危险。从网上一些中医论坛可见,近日火神派的支持者,甚至把「用附子量的大小」,变成了衡量一位医家功力及火神派地位的硬性指标。可见,火神派的兴起,对于今日喜欢盲目崇拜,以及不爱思考的中医后学们,有着一定深远的负面影响。

3.4 火神派对阴火之治
火神派很强调「虚阳外越」、「真龙约言」,认为虚火上浮的原因只在于「因命门火衰使阴气上泛,水升龙腾」,形成浮阳的状况。然而,命门火衰固然是阴盛格阳的一种可能,却并不是虚阳浮越的唯一因素。如丹溪《格致余论》所谓的「相火妄动」,就是因为人的情志、色欲、厚味等而引起的阳浮现象,使用滋阴药正是其治疗的方法。这在理论的确立与临床运用上,历史以来都有着相当充足的支持。又正如郑钦安,以及刘力红也很强调的「封髓丹」,正正就是用于「肾火不藏、阳气上浮」的主方。方中以「黄柏」作为降逆相火的主药,却并无任何的姜桂附以辅命门之火。可见,火神派把所有虚阳外越的状况都当成是命门龙火的虚越,是并不妥当的。更甚者,若无差别地排斥滋阴学派的用药方法,更会使中医的多元性及广泛性受到严重的破坏。

3.5 火神派标本不明
最简单地综合火神派的理论,即︰「人的正气,就是阳气。」从正邪而言,「邪属标,正属本」,因此,火神派认为,使用温阳的药,才算是治「本」之法,其它如清热寒凉滋阴之法,不过治「标」而已。譬如卢崇汉在《扶阳讲记》中写到︰「我们听,我们思维,我们拿笔写字,我坐在这里讲话,都是在耗阳气。」他把人身中所有的机能动力、免疫功能、复完功能等等,都定义之为「阳气」,也就把「阳气」当成是「本」。然而,就算确实如卢氏所言,「阳气」真的就是「本」,但在《素问‧标本病传论》中,就有「间者并行,甚者独行」之说,显示出对「急则治其标」的重视,也就告诉我们,有时候自当考虑如何治「标」。因此,处理标「热」,也是治病的一大重点。否则,标热不去,正阳也就难复,这正是治病复杂玄妙之处。

而更重要的是,「人体的正气就等于阳气,可以用温热药加强」这论点,委实值得商榷。如果说服用温热药就能使正气充足,也就是说温热药是不会产生副作用的(正气不嫌多)。然而,从历史及临床实证来看,就以温热性传染病为例,我们真的可以用温热药来顾护人身之「本」乎?难道热邪就不可以是病的「本」?单单提倡应用温热药这种只阳不阴的做法,也就是等同忽略了标本缓急及过犹不及这些原则的考虑。如果说只有用温热药才是在治本的话,就即是完全否定了温病学派的价值及他们大量治病的验案,这是不符合实情的。更何况,发明「急下存阴」法的,也不是谁人,正正就是仲景。(有关阴阳与标本的关系,也可参照本文的 3.2 部份)

3.6 火神派随意演绎、以偏概全
正如前文提到,对于《内经》及《易经》等著作,火神派往往只抽取当中的一部份,甚至扭曲原意,作为支持自己使用温热药的论据,现今再举例以证之。譬如卢崇汉在《扶阳讲记》言︰「大家都知道清华的校训有两个,一个是自强不息,一个是厚德载物,自强不息实际上就是干的精神……」,其后对重阳之说大加发挥。然而,对于「厚德载物」其实就正正是坤卦的象传,卢氏却竟是懵然不知。

又如《内经》,火神派往往只节录当中的一部份,来说明「阳的重要」,但如刘完素这位火热论代表,又何尝不是用上《至真要大论》的病机十九条来确立人们所谓「寒凉学派」之说?难道我们可以认为病机十九条是不值得重视吗?另外,卢氏也在书中更引李中梓《内经知要》说︰「天之运行,惟日为本……在于人者,亦惟此阳气为要……」以及刘力红在《思考中医》中,也把万物一年的四季变化,当成是「由太阳的视运动决定的」。这都是为了要突出「阳的重要」。可是,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达及成熟,其实正是靠观测星体所得来的成果。而观测星体,正正就是在晚上这「阴」的时间中进行。也就因此,中医的传统天文历法,一直强调「阴阳合历」,以确保同时对日相及月相位置的正确描述,而不独取太阳视运动为制订原则。火神派的医家及学者们,彷佛就是对此毫不知情,或是视而不见似的。

更可怕的是,卢氏在《扶阳讲记》中,曾借陆九芝《世补斋医书》的大司天理论,以指出仲景所处之世代为太阳寒水当令之时。其实,陆氏之所以要创出大司天理论,正正是为了要点明「仲景所处之世代,并非寒水当令之时」,以及仲景用药之「不偏」。卢氏这种子虚乌有,刻意捏造的造法,是极为不妥当的。就以上种种,我们看到火神派这些以偏概全,治学不严谨的作法,在认真严谨地研究中医学问这原则下,其实已响起了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警号。

3.7 火神派骑劫仲景之名
笔者最无法接受的,是火神派口口声声说重视仲景学说,却不过是为了借仲景之名来宣传其用温热之药。在卢崇汉的《扶阳讲记》说︰「仲景学说的特征,是甚么?……这个特征归根结柢,可以归结到扶阳这样一个理路上来……为甚么张仲景以寒立题?要以寒来立论?就是因为考虑到了生命的根本是阳……今天、将来,依然是伤寒十居其七……」明显可以看到,卢氏把《伤寒论》的「伤寒」二字,当成是「寒邪」引起的疾病而已,藉此把「多用温热药」合理化。然而,我们需要看看,到底《伤寒论》是否真的只言「寒」?

我们《伤寒论》的五版教材提到︰「《伤寒论》主要是讨论广义伤寒的,以六淫为病因,并结合内外致病因素来讨论病机、病证、治则。」《伤寒论》的「伤寒」二字,应作《难经》中「伤寒有五」的「广义伤寒」解,而非单指由「寒邪」所引起的外感病。而卢氏所推崇的陆九芝,他的《世补斋医书》,亦指出《伤寒论》并非只言「寒」的。

笔者之前提到阴阳「数之可千、推之可万」的广阔涵义,而《伤寒论》的三阴三阳,其实亦然。一直以来,对《伤寒论》三阴三阳真义的误解,正正导致了寒温冲突,阴阳不统的恶果。如果能多点掌握三阴三阳的更深入意味,就会知道单单是一个「六经气化」,仲景所指的三阴三阳已经包括两个火了,绝非如卢氏所说「以寒立论」。可惜的是,火神派却一直无视这一重点,只在大声宣扬如何用「温」这片面至极的论调。再者,如前所述,仲景281方中,只有34方用上附子,而桂枝则有47方,干姜的有17方。这已非如火神派卢崇汉所用般,九成以上的方都有桂附姜。还有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,在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中,我们找不到所谓「独附汤」。如果仲景真的是重阳轻阴,阳气为上,又或是认为附子单味完全能补充「正气」的话,我们理应能找到有关证据。如此看来,则火神派似乎又再违背了「尊经重圣,立学于仲景」的理念。

叶吴学派之所以成为近百年中医的主流,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由于「误解仲景之《伤寒论》只为『寒』而设」。可惜的是,火神派美其名是为了复兴仲景学说、崇尚使用经方,但其只着重「温热药的使用」这风格,却偏偏把《伤寒论》的应用再一次缩窄在「阴寒证」之中,正好是投温病学派之所好,中正其下怀之举,可算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仲景在《伤寒论‧序》中言︰「观今之医,不念思求经旨,以演其所知,各承家技,终始顺旧」以及「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」,到底又是为了甚么?「华其外,悴其内,皮之不存,毛将安附焉?」外属阳,内属阴,重阳轻阴,难道又是仲景早就有所预见?

3.8 疾病概率意义不大
《扶阳讲记》中提到︰「举目望去,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啊?!真正阳实的没有几个。」或许正如书中所言,先天不足、过食生冷、误用苦寒、滥用抗生素、工作房劳及心性等各种因素,的确令今人需要温阳的比例有所上升。又或者说,或许阳气确实是生命主宰,相对地更值得我们重视。

然而,我们必须停下来,想一想,到底「谁主谁客」「谁贵谁贱」这些问题,在我们的中医学习上,到底有着甚么的意义?也许阴(寒)证和阳(热)证之比例是**、七三,甚至是八二之比,但明白了这个就可以令我们治病治得更好吗?难道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二三四成的阴虚、火旺、阳热病人弃之于不顾?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辨证,那一切阳证或阴证的「普遍性」或「概率」,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可是,火神派的理论当中,就只是一味的在推广应用温热药,却没有真正的教育大家,到底甚么情况下当用,甚么情况下不当用。就算是郑钦安的《医理真传》,在论述「辨认一切阴虚阳虚证法」时,也不过是把所有典型的阴虚阳虚症状,分别罗列一次,而不是系统及针对性地指出,当症状不是如斯明显时,又当如何应用温热药。(但至少可以看到,如果温热药真的多用无妨,那郑钦安也就不必多费唇舌去探讨如何辨阴辨阳。)

结论

无可否认,今日的中医发展,不得不让真正热爱中医的人感到忧心。中医院校中西教育比例失衡、中医自我形象低落、中医疗效下降等众多问题,委实值得每位中医界同道的注意。所以,火神派的出现及兴起,实在不难为人所理解。

然而,就以上所论中可以看到,正如所有学派一样,火神派都是「偏」的,是中医大道其中的一个领域而已。正如温病学派与仲景之学相比,同样是一大一小的从属关系。而各家学派之间所存在的矛盾,也是由于很多医家都无法好好地了解中医经典意思,只是在片面地发挥自己单一的学术长处。如果我们希望重新替中医确立标准,我们就必先认真地重新认识那些经历由古到今,历史及民族所洗礼的经典著作。由最基本的开始去引证、去思辨、以去芜存菁,去验之于临床,这将就是我们中医界应该有的标准,应有的共识。而不是单单的希望创出任何治疗的快捷方式或秘法,甚至是像西医把类固醇当成治病的最后手段般,来大剂量地使用某一种药物。如果是为了纠正今日温病寒凉过用之歪风,以及宣扬仲景学说,我们真正需要的,应当是加倍努力,学好中医的经典,正本清源,并以此重新去认识仲景学说,从而能更正确及果断地使用温热药,而并非以无意义的理论去曲解堆砌,更不应该以所谓「疾病的概率」等作为使用温热药的基础,喧宾夺主,甚至反使真正的仲景学说被蒙蔽起来,变得更加黯然无光。而且,如果一些中医初学者,盲目的依从火神理论使用大剂姜附,但又缺乏火神派医家们一些独门的经验或使用配伍,而导致一些医疗事故的出现(此点在香港尤其值得注意),对中医及仲景学说的伤害,更是无法估计的。

当然,中医的各个不同派别,每每都包含了有效的治疗经验,以及有其独特性的理论发展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承继,以及进一步钻研的块宝。因此,对于火神派的学术成果以及经验,我们是应该予以肯定的。而火神学派,也有其继续发展下去的历史意义及义务。如其中对于温热药,尤其是附子的应用经验、毒副作用、炮制煎煮方法、药物配伍、主要适应证以及禁忌证等,都有继续研究及探讨的必要,让广大的中医学者好好学习。

对于今日中医界被西化,以及叶吴学派独大的状况,我们当然也是要好好检讨,以及彻彻底底的纠正过来。可是,这却并不代表我们应该任由矫枉过正、以偏纠偏的历史延续下去。中医,实在走过了太多弯路,甚至走到了今日悬崖之边。然而,走了弯路也并非毫无意义,至少应能唤醒我们,正确发展中医的可贵之处。笔者衷心希望每一位中医的继承者,真的能本着承先启后的原则,努力发展纯正的中医事业,让中医药得以存活下去。

致谢

本课题的完成,有赖莫老师悉心严谨的指导。值此论文完成之际,谨向莫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。犹记得学生最初在选择论文题目之时,不得要领,幸得到莫老师的体谅,慷慨答应学生一意孤行之举,才让学生放下心头大石。其后莫老师更在这论文的内容上,给予了很多的意见,让我能有所启发,才促成这篇论文之完成。另外,也要感谢学院五年来的教育,好让学生能找到人生中目标,并顺利如期完成学业。同时,亦希望热爱中医的同道们,能一同为中医的明天而努力。

参考文献〔略〕
对《伤寒论》的误解
寨王潮
香港大学医学院中医药学院/本科生
中医医学史上相继不断出现各种不同流派,是百家争鸣的良好现象。然而,一些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中医概念,却往往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在相连的朝代或时期,如宋代《局方》偏温燥的风气,导致了金元的寒凉、攻邪、滋阴学派。而这股偏「阴寒」的学术思想,又促成了在明末清初温补学派的确立与盛行。而到了清末,由于温病学派的流行,加上西学东渐,西方医学中「消毒杀菌」的概念被大量强加诸中医身上。因此,阴寒清热之风气在中医界再度盛行起来,甚至延续到了今天。近日,又有火神派的学说在中医界中不断升温。从这些历史中不难发现,所谓学术派别的产生,其实大都是一种「以偏纠偏」的手段。当中尤以寒温两者的分歧及争抝最为激烈。然而,之所以这种「以偏纠偏」的历史在不断地重复着,笔者认为当中最大的根本原因,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对《伤寒论》的错误理解。

  《伤寒论》五版教材提到︰「《伤寒论》主要是讨论广义伤寒的,以六淫为病因,并结合内外致病因素来讨论病机、病证、治则。」《伤寒论》的「伤寒」二字,应作《难经》中「伤寒有五」的「广义伤寒」解,而非单指由「寒邪」所引起的外感病。这种「温病隶属于广义伤寒(伤寒论)」的认识一直延续至晋唐,到了金元时期,才开始被提出寒温分治。而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,更完全使温病脱却开伤寒之藩篱。到了近代,广义伤寒的概念已几近被完全淡化,《伤寒论》亦不再被当成是治疗广义伤寒的著作,其理论及方药被运用的普及度明显下降。相反地,由于寒凉药相对较不明显的副作用,以及西方医学杀菌消炎的主张逐渐普及,使有关温病的著作及支持者不断增多及扩展,使原本温病与伤寒的从属关系正式被改变了。

如果从历史学角度分析,温病学派的出现时期是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的。我们不禁会问︰「何以到了清朝,即自《伤寒论》成书近一千五百年后,才会走一个温病学派出来和《伤寒论》分庭抗礼?这一千五百年间,到底医者是凭甚么方法来指导治疗温病?难道这一千五百年来,我们祖先对温病的治疗都是错误,甚至是直接害死了无数的生命?」

首先,如果我们承认《伤寒论》是谈「广义的伤寒」,那么理应包括温病在内。但我们的温病学教材里却是这样写道的︰「温病学说是在《伤寒论》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,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,使温病学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《伤寒论》虽是外感热病的专著,但成书年代久远,内容详于寒而略于温,长期临床证明,应用《伤寒论》的方法指导一切外感热病(包括温病)的辨证论治,是有局限性的。」从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,今日的中医观点,把温病学说定性为「独立」于《伤寒论》以外的一学科,这种论调明显违反了「《伤寒论》是谈广义伤寒」的前提,也同时印证了教科书之间所出现的矛盾谬误。更不幸的是,对于没法全面利用《伤寒论》指导治疗外感热病,世人似乎没有归因于自己对《伤寒论》的学习与认识之不足,却反而认为是以《伤寒论》不能治疗温病之故。而今日中医学界,对于这个明显的矛盾,却是一直「视而不见」、「视若无睹」。

谢诵穆的《温病论衡》里曾这样说到︰「观叶吴学派之著作,不可否认,该派中人为了与仲景学说分庭抗礼,确实发了一些刻意罗织,不合事理的议论,如《临证指南》中,谓伤寒先伤阳经,温病先伤肺经。又谓仲景伤寒,先分六经,河间温热,须究三焦。《温病条辨》硬说《伤寒论》只为狭义伤寒而设,只论六气中一气,其余五气概未之及。这一类为妄立门户而不顾事实,歪曲仲景学说的说法,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,如曲为之释,实在也毫无意义。」

温病学派的代表人物吴瑭,他所撰的《温病条辨》被视为医中圭臬,甚至被当成是「新四大经典」其中之一。然而,吴氏在《温病条辨》第二条开宗明义便提到︰「伤寒由毛窍而入,下而上,始足太阳,足太阳膀胱属水,寒即水之气,同类相从,故病始于此。古来但言膀胱主表,殆未尽其义,肺者皮毛之合也,独不主表乎?治法必以仲景六经次传为祖法,温病由口鼻而入,自上而下,鼻通于肺,始手太阴……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,吴氏是刻意把《伤寒论》所论归到「狭义的伤寒」之中。而且,《温病条辨》全书依仲景《伤寒论》的格式写成,在论温病犯肺之时,是肺的不言肺,硬要用上「太阴之为病」这用词,也明显可看出是希望和仲景书分庭抗礼,把《温病条辨》提高到《伤寒论》的经典层次上。表面上口口声声说尊崇仲景,在《伤寒论》基础上发展温病,但实际上,却似乎是阳奉而阴违。

如果《伤寒论》的太阳病,真的只是指「膀胱经病」的话,我们早就应把「太阳之为病」,写作是「膀胱之为病」可以了,不必还去谈及那些「三阴三阳」。可见,「太阳」之意义,不应该只是指膀胱经。至少,在理解《伤寒论》的时候,我们需结合《内经》中三阴三阳的意义,去探讨仲景的治病理念和三阴三阳病的真义,即如「六经气化」、「标本中气」、「开阖枢」、「阴阳二十五人」、「脏腑阴阳太少」、「三阴三阳脉象」等等这些三阴三阳的不同含义。我们知道「阴阳者,数之可千,推之可万」,但为甚么在谈《伤寒论》三阴三阳的时候,就只懂把三阴三阳当成是六条经络?

我们从最简单的去想,经络是甚么?经络是联系脏腑肢体、气血行走的通道,大部份是走于体表的。那么,难道《伤寒论》就是言发生在体表四肢的病吗?疾病发生在经络中?发生在通道上?是行走得不畅顺吗?除非仲景是一位针灸大家,否则疾病发生在哪条经络,对他的治疗来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。当然,仲景是懂针灸的,不过于《伤寒论》中只曾刺风池风府期门等数穴,而且所用穴与该篇相对的「经络」并不相符,可见仲景并不重视那套十二经络的系统。如果看看《本经》,至少会发觉没有所谓的「归经理论」。而从《伤寒论》的考证过程中,也会知道「汤液」与「经络针灸」是中医的两大分门。

当然,笔者并非要完全否定三阴三阳病与经络的关系。譬如从诊断学来说,经络的特定行走部份,对于疾病的诊断是有帮助的。(可参考刘渡舟的《伤寒论与经络》及《伤寒临证指要》)但从《伤寒论》每个病的症状而言,要勉强把所有症状都套在一条经络的行走位置是很可笑的。因此,寻求三阴三阳的更深入意义,对于如何运用《伤寒论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

从来不跳出经络以及归经理论去谈论《伤寒论》,其实正是一直以来中医界对《伤寒论》误解的肇端。(药物的归经理论,其实也相当值得商榷,为甚么药物不是归到脏腑中,而是要归到一条气血行走的经络之上去产生作用?) 当三阴三阳被当成是六条经络时,其当中所包含的概念,随即被简化成几近毫无意义的「病位病所」。《易‧系辞传》曰︰「形而上者为之道,形而下者为之器。」三阴三阳本来是一个无形却又含义广阔的「道」,如今却只被当成了是专指经络这「器」,是相当可惜的。这种把三阴三阳意义大大地狭窄化的做法,其实正同时把《伤寒论》的应用亦大大地狭窄化了。

更可惜的是,近代的经方家,也没有就三阴三阳的问题作出正面的论证。反而只是一味的在批判叶吴学派用药清轻、偏于寒凉等陋习,骂他们「轻描淡写、敷衍塞责」,说他们在制造「疾病」,甚至咒骂他们为「牛鬼蛇神」,而有的如陆九芝、恽铁樵等,虽努力为《伤寒论》平反,却也只在一些小的支支节节上着墨,抓不住问题的核心。大部份经方派的医者们,一直在无视着温病学派临床上的实证及经验,却没有尝试好好的将温病学派的内容,归纳到仲景的《伤寒论》之中。而在今日的中医教科书中,也只是把「寒温之辨」这个问题弃之于不顾,或只是说「温病是伤寒的发展」,「六经、三焦只是说法不同,实际是一样的」,「善治伤寒者必善治温病,善治温病者必善治伤寒」,纯粹是轻轻带过,避重就轻,为了化干戈为玉帛,却完全没有认真的去厘清当中的问题。

碍于篇幅及能力所限,笔者无法再就三阴三阳的问题继续探讨下去。但至少希望指出,重新正视仲景学说,纠正当今中医界对仲景学术之谬误,对解决中医学术分歧过大,以及提升临床治疗效果,都有决定性的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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